（反论）班固在《汉书》中说“天子和诸侯建立国家从朝中官员到平

（反论：）班固在《汉书》中说：“天子和诸侯建立国家，从朝中官员到平民百姓，都要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样臣民才会忠心敬上，百姓也不会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子治国有道，就能平安无事，国家政权就不会旁落。’百官各得其所，遵守法令，各尽其职，越权被诛，侵权受罚。这样才能维护上下和顺，各种事情才能处理好。周朝衰弱时，礼乐制度和征伐叛逆的大权都落到了诸侯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手下的大夫掌权，臣僚以天子名义发号施令。这种情况持续到战国，为了合纵连横，各诸侯国竞相以强权和武力相互征伐。于是各国公子—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凭借王公势力大肆收罗游侠，招来些鸡鸣狗盗之士，使百姓不得安宁，而他们却得到了君主的厚待。赵国丞相虞卿抛弃国家去救患难之交的魏齐；信陵君魏无忌窃符假传王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为平原君赵胜解了赵国之围。他们用这些欺上瞒下的方法得到了重用，因此才扬名天下。

“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起大侠时，都把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当作首领。这样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后果，而忠于国家的大义就被遗弃了。当大汉朝统一天下后，有了无为而治的宽松国策，但这种风气仍没有得到纠正。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这类人，在京城中互争高低；郭解、剧孟之类，在巷尾横行霸道，骚扰百姓，他们的势力连公侯王子都得避让三分。许多百姓把他们当作英雄，羡慕万分。即便他们身犯国法，身受刑罚，还自以为能流芳百世，有如季布、子路或李牧这些勇士，死而无悔。曾子说：‘君主失去了治理天下的原则，人民就会妻离子散。’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当政，告诉百姓如何分清好坏，而后以礼法教育约束他们，百姓怎知国家禁止什么，如何走上正道呢？古代的看法认为：春秋五霸是尧、舜和周文王的罪人，六国则是五霸的罪人，依此类推，信陵君等四公子就是六国的罪人。像郭解这类游侠，窃取了生杀大权，他们所犯的罪过就是杀头也算够客气了！”

行侠仗义，打抱不平是游侠所好之事，这样的行为确实深受许多平民百姓的称道。但在侠义之道上，有时也必然会践踏国家的法度，这样从大的角度分析，仗义之士又成了不仁之人。在做仗义之事时，要权衡利弊，最好是在不触犯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去采用合理的方式行仁义之举，这样才会受到周围人的赞许与支持。

臣应举贤 但勿越权

（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史记》曰：“鲍叔举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之能知人也。”

（非曰：）苏建常责大将军青曰：“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观古今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尝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其为将如此。

（正论：）《尸子》中说：“人臣以推荐贤者为功；人主以任用贤者为功。”《史记》说：“鲍叔牙推荐管仲，天下人很少有赞美管仲的，而是称赞鲍叔牙有知人之能。”

（反论：）苏建经常责备大将军卫青：“你自恃功高，所以天下贤士都不称颂你，希望你能像古今名将那样招揽贤才。”卫青惭愧地说：“自魏其侯、武安侯大宴宾客，招贤纳士后，天子对此十分反感。所以亲近士大夫，招揽贤士，罢黜不肖之人，这是人主的权力；大臣只要依法尽职责就可以了，何必招贤纳士呢？”卫青终生就是这样做的。

作为臣子，为君主举荐贤能之士是无可厚非的，但其中也要讲究适度，把握原则，如果超越了为臣的权限，就有可能遭到群臣的嫉妒和君主的反感，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与其如此，倒不如谨守自己的职责权限，勿沾越权争功之嫌。

各家言论 皆有其理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令诸侯。其言虽殊，譬犹火水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侯竞相治理各自国家，由于各国君主好恶不同，所以诸子百家的学说便产生了。他们各执己见，宣扬自己的观点，并到处游说，争取诸侯采纳。虽然他们的学说各不相同，但就像水火关系一样，相灭又相生。仁与义，敬与和，虽不相同，但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