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之所以能成为取仕方法，还在于中国自秦汉统一以来，以儒学为主的政治伦理学被历代统治者无可非议地接受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既然有了明确和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那么，就有了统一的政治文化标准，这样，用统一考试的方法就是最方便和有效的，而不存在太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察举制因为不能保证全国统一的取仕标准而被取代。尽管功臣和皇族依然在官僚体系中享有附属于皇权的某些特权，但官场的大路已向寒族和中小地主以及一般人民的子弟们开放了半边，而且采取了一种形式上平等的方式。在科举制面前，人的主观标准被书的客观标准取代了，而且私学、地方学校和朝廷学校的书生们都有形式上的平等机会。当然，功臣、才子、显贵子弟和得到皇帝信任的其他人也可以不经科举考试而被直接提拔为官，当然，在天下不太平的朝代更替的历史时期，例外情况就更多了。

科举制为富家子弟和寒门庶人子弟提供了进入统治集团的机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的参与意识，从而把一大批想有所作为的人吸引到了统治阶级队伍中。尽管财产和某些爵位可以世袭，但大多数行政职务却是由通过科举道路进入官场的原先互不相属的人们所担任，这样也就避免了行政职务和财产的牢固结合，防止了地方豪强地主直接把持政权实行割据的情况，因而也有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良性效应。

另外，由于入仕者是在掌握儒家经典后才担任行政职务的，经过这样的熏陶和选择，那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兴趣超过了儒家典籍的知识分子，对其他思想流派潜心研究的学者，对儒家思想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人物等，进入政界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在一个安定比进步更为重要的王朝里，这无疑对政权的巩固极为有利。王朝的统治者们之所以把社会安定看得比社会进步更重要，这是因为，第一，他们在这种安定下享受着种种特权；第二，中国周围的外部世界（在清朝之前）还没有出现足以使中国人感到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文明。

科举制对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曾产生了十分不利的负面效应，因为这种给人示以光明政治前途的道路把一大批社会精英的思想、目标和精力都吸引过去了。读经、考试和得到高官厚禄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而去思考和研究自然知识、属于下流的技术和工艺、不登大雅之堂的非儒家学术等，于名于利都属下策。于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研究儒家经典方面投入了更大精力，人们看到部分成功者之后得出结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经）高，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故很多人不惜皓首穷经，求取功名。因而，知识分子的事业选择趋向单一化。

总之，隋唐以来中国实行的科举取仕制度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重大创制，这种制度一直实行到年清朝下令废除为止，它在皇朝政治中扮演着开明政治和机会平等的角色，对皇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这种制度也同时发挥着削弱社会的思想文化活力、遏止学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功能。这种制度创造了一个客观的取仕标准，也算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发明，但这一伟大发明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不仅仅起理想的作用。

繁荣帝国的文化技术

唐帝国尽管盛极一时，但它在技术方面的成就与它的浩大声威极不相称。这个时代在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方面没有多少划时代的发明和创造，大概是因为唐朝最初是一个经济和技术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民力的极度疲敝使社会只有把以往的技术遗产充分利用起来发展生产的能力，没有太急迫的社会需要使掌管生产的官员和民间工匠们进行新的创造。贞观时期是唐朝政治上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手工业冶铸中的灌钢法是主要工艺。另外，蜡模铸造的方法也在应用，许多矿山重新开业。在武则天时留下的技术记录是在洛阳用铁铸造了高尺的天枢，以及由铜龙负起的周长尺、高尺的趾山。唐代稳定的前期，牛马的数量有了增加，犁铧改进得更利于深耕，耙和镰刀也有了改进。虽然唐代没有兴修过大的水利工程，但地方上的小型水利工程使农民得到了利益，在盛唐风调雨顺的年代，中国农民的精耕细作一度使粮食堆积如山。农学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但有创见的却不多。显然，手工技术和农业技术是由一般人民的才智来推进的，盛唐时期正是他们致力于恢复自己生活的重新创业阶段。对于那些对技术发明可能发生兴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一时期外部世界涌人的一系列新事物和新的社会风气（如兴盛起来的各种宗教，流行的胡族乐舞和服饰，科举热和唐诗热，与外国人的交往活动等）已足以使他们眼花缭乱，而不会去过多注意生产和工艺方面的事情。甚至历代所重的刀剑制造也没有起色，原因是西域人的宝刀名剑被商人们拿到长安，成为王侯将相最满意的东西，汉家工匠不去苦苦铸锻了。在年发生历经年的安史之乱后，大浩劫又一次损伤了北方社会积累起来的元气。社会经济生活的恢复过程不得不重新开始，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生长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挫折。但初唐的人文主义之风有所收敛，官吏和士人中开始有了关心技术的倾向。这个时期任过荆南节度使的唐宗室李皋（～）为讨伐叛乱，造过有脚踏木轮推进的战船（车船），曾名震一时。

从整体上看，唐代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无长足进步，而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技术得到了人们的重视，获得了大发展，使当时技术的人文色彩更加浓重。

首先要提到的是与帝国威势相称的建筑技术。它的代表就是首都长安城。这座城是由建筑学家、画家阎立德（?～）仿宇文恺的风格设计的。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最多时超过万，集宫殿、要塞、公园和民居于一体，严整宏伟，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和筑城技术的一个综合成果，也是唐朝伟大气魄的象征。另外，具有世界性文化色彩的佛塔式建筑和寺院继南北朝以来在城市和山林之中不断矗立起来。无疑，一批印度和波斯工匠和民间艺术家参与了造塔工作。敦煌千佛洞的开凿、雕塑、绘画工作在唐代仍在进行，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为中心的雕塑群则是在唐代完成的。唐时所创造的唐太宗昭陵的少数民族首领石刻像群和六骏图浮雕，具有明显的新风格，它们是中国传统和外国文化在技术和艺术上融为一体的象征。在唐朝发生的这种新的技术和艺术风格同佛教一起从长安传到了印度支那、朝鲜半岛和日本，其中朝鲜半岛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留学生数量大而受益最多。唐时的“新罗号君子国，知诗书”，有的人在唐应科举及第，白居易的诗则在新罗国内流传。日本人学习唐朝的文化和技术风格最为热情，因为日本贵族们的态度是：只要是唐朝的东西，不论什么都要尽快地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