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务学堂及南学会的影响下，湖南教育领域风气大变，不到半年间，讲堂林立，学会纷设，可谓“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对此，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附录，《湖南广东情形》及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国闻报》所载《湖南学会林立》诸文，均做了生动的描述。尤值一提的是：在新风气的影响之下，湖南地方各级的科试、岁试及其府州县学考试，也被注入新的内容。改良教育除旧布新措施列表类别除旧方面布新方面时间（一八九八年）文教方面命总署议奏南北洋设立矿学学堂。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音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将上海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创设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及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命名省学堂广译外洋农务书籍，奖堂士民著作及创作新法，有能创建学堂者予以命嗣后一切考试，均著毋庸用五言八韵诗。谕必将各地书院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民间祠庙之不在祠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必将为学堂。诏举经济特科，命各省长官名举所知，保荐人才，于三个月内送京，然后定期举行。公布科举章程，命此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借法取士。谕变通科举，嗣后一经殿试，即可量为授职，并停止朝考一场。命名省兴办中、小学堂。谕开经济特科，严禁滥保，不得瞻徇情面。命京城劝办小学堂，俾京外举、贡生、监等一体入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成立。命筹议铁路矿务等专门学堂。命南北洋大臣及沿海督抚妥议海军学堂事宜。译书局成立命名省选学生赴日本留学。废朝考之制，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亦不凭楷法取士。例如：年浏阳县特科试题，县令示牌：“值此风云更新之会，何敢拘守常格，使多士怀才莫展。”正场考后，另场考试中的经学考试，出题有《素王改制论》、《六经皆正书论》，史学出题有《古机器考》，掌故之学出题有《伸民权所以尊君权说》、《罢谏官设议院议》、《浏阳兴利策》等等。学政徐仁铸按试宝庆府属，试题中有《通经致用论》、《拟设游历公会论》、《问德国占据胶州青岛其蓄意在于何时》、《立学会开民智以卫国保教说》等等。这些考试内容的主题显然反映了维新派改良主义教育的宗旨，与以往的科举制艺大相迥异。湖南省士学风气的转变，由此也可以见其一斑，这说明改良主义教育在湖南的实施是颇有建树的。

但是，维新派人士倡导的民权学说和其他激进的变法思想，引起了守旧势力的不满与骇恨。梁启超为时务学堂学生课卷所做的批语被劣绅叶德辉持至王先谦处，王先谦指斥这些批语“悖逆连篇累牍，乃知其志在谋逆”。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也上书王先谦，指斥康、梁以民权、平等惑世，“是率天下而乱也”。年六月，王先谦纠集湖南守旧士绅上书陈宝箴，指责梁启超等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诋诬谭嗣同、康常才等人“胸无主宰”，“语言悖乱”，要求陈宝箴严加整顿。此后，叶德辉又著《今语评》、《长兴学记驳议》、《读西学书法书后》等文章，攻击维新派的民权学说，称“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并诬诋康有为为“乱民”、梁启超为“谊士”。在守旧势力的激烈攻击下，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被迫辞掉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用等康门弟子，梁启超也离湘赴京。南学会也同样遭到王先谦等人的围攻，被诬为“逞其邪说，放厥淫词”，就连学政徐仁铸颁示学宫的《轩今语》，也遭到叶德辉等人的驳斥。在此恶势力压迫之下，南学会的骨干人物皮锡瑞被迫离湘赴赣，邵阳分会的会长樊锥则被扣上“乱民”的帽子驱逐出故乡。至此，维新派在湖南发起的改良主义教育运动宣告失败。

年月日至月日的戊戌变法，为改良主义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提供了机会。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良主张，均通过上谕的形式，得到朝廷的推广和实施。教育改革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光绪皇帝《诏定国是》的上谕中，便着重提到“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上谕并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上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在此后一段时间中，康有为等人频繁上奏，而其中有关改革科举和教育的奏本就达部之多，其内容包括：废除八股，试士改用策论，鼓励士人专研有用之学；专设经济特科，选拔通才，请饬各督抚设立专科学堂；废止武试弓、刀、石艺，广设武备学校，仿照德日学制；劝励工艺，开工厂兴实业，广开专门学校培养工艺人材；广译日本书，派人留学日本；在各省府州县乡广立大中小学校，普及教育；改造旧式书院、社学、学塾，废淫祠为学堂，公产充为学堂经费等等。

康有为的这些建议，几乎全部被光绪皇帝采取，并诏谕实施。下表为戊戌变法期间在文教方面除旧布新的上谕内容：类别除旧方面布新方面时间（一八九八年）文教方面命各省迅办学堂。奖进绅富之有田业者，在少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工学、商学事宜，亦著一体认真督办。命各驻外使节劝导华侨创办学堂，兼译中西文章。命荣禄在直录赶办中小学堂。准设立编译学堂于上海。命孙家鼐详拟设立医学堂办法进呈。命各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各省，筹译茶务学堂、蚕桑公院。将江阴南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准在京师筹设报馆。在京师设立首善中学堂。但是，这些改良教育的措施，虽获得“上谕”的合法形式，仍然遭到守旧势力的顽强抵抑，并未得到认真的贯彻。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除京师大学堂幸存之外，其他均被一笔勾销。维新派人士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改良主义教育实验，从此宣告彻底失败。改良主义教育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维新派既无力量也无勇气取消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却又必须进行有损于这个制度本身利益及其宗旨的改良活动，因而在新旧势力较量中始终处于劣势的地位。

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中国近代走向世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全新形式，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社会及其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容闳与中国早期的留学教育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发端于世纪年代，其倡导者为中国最早留学美国并获耶鲁大学学位的容闳。

容闳（～）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早年就读于澳门古特拉富夫人女塾附设的男塾及马礼逊学校，后于年随马礼逊学校首任校长勃朗赴美留学，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容闳虽然自幼接受教会教育并得外国教会的资助才得以完成系统的大学学业，但却时时挂念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大学修业期间，每每念及“中国之腐败情形”及中国人民之苦难状况，便“怏怏不乐”，“遂觉此身负荷极重”；并有“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的感觉。大学毕业后便立志报国，欲以开拓教育为救国之道路，他想使更多的人能享受到与自己同等的文明教育，“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年底，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启程返国，争取实施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